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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雀村的20年变迁

一家四口三只碗

毕节地区贫困状态缩影

“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下干枯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就挤在一间小茅草屋里,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

“海雀村走过的31户农家,家家断炊。海雀村民组一连9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有米饭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面糊糊、干巴菜掺四季豆种子。这几户人家,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室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他们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着火炉过夜。

“苗族青年王学芳一边带着记者一家家察看一边说,基本上海雀村一年收成只够半年粮,家家户户都得到周边村寨借粮度日,种有包谷因为土地太贫瘠大都未挂果,有个笑话说‘耗子偷包谷都得跪着吃’(言下之意包谷太矮)……”

以上是1985年4月一份内参上的内容,该文对乌蒙山脉贫困而又纯朴的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海雀村作了这样的描述。

毕节地区的贫困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心。1986年初,胡锦涛同志到贵州工作不久,便到毕节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在赫章县为期3天的调研中,胡锦涛专程到最贫困的海雀村进行走访,看望群众,问寒问暖,并指示随行有关领导同志要关注海雀村的发展,关心海雀人的生活。

为了探索一条贫困地区如何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致富道路,使中国数万个像海雀一样穷困的村子早日摆脱贫困,在深入调研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通过逐层上报,1988年6月9日,由胡锦涛同志亲自倡导并报经国务院批准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宣告产生。

至此,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为主题的综合性试验区建立,海雀村也因此而成为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

愚公“造”山

造出一个新海雀

1985年,海雀村农民人均占有粮食98公斤,人均纯收入87元。

“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这是当时海雀的真实写照。因为吃不起饭,就想有更多的劳动力,但不停地生,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地更加少了,便垦山,结果是大量的垦山,造成水土流失,洪涝灾害不断,自然是越垦越穷。

不到5%,这是该村当年的森林覆盖率。

“海雀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大搞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老支书文朝荣回忆说,满山都是光秃秃的,石漠化极其严重,天晴风一吹,沙尘四起,眼睛都睁不开;下雨,洪涝灾害时有发生,随之水土流失,导致土地贫瘠,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力解决。

但正是这样,“连饭都吃不饱,谁还去想到植树造林?”文朝荣说,当时大部分群众并不支持这项工作。

“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村党支部通过支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寨老会等各种形式的思想动员,一部分群众开始想通了,其他苗族群众也渐渐明白了。

试验区成立后,海雀村抓住国家长江上游防护林在赫章试点的有利时机,把海雀村争取为试点,从而为海雀村生态建设争取到了政策的支持。

1987年冬天,海雀村在支书文朝荣的带领下,全村200余青壮劳力早出晚归,背着洋芋上山当午饭,砍掉灌木丛,在荒山上栽种华山松,这样干了近一个冬季。

“当年,林业部门给了我们村100亩苗木,我自己又找些种子培育了35亩面积的苗床。”文朝荣说,就连除夕他们都在植树,他还把仅有的两只大公鸡杀了,送到山上给造林的村民吃,当年,他们共栽了800亩。紧接着的3年时间,村里原来光秃秃的大小30多个山头全都栽满了华山松。农户房前屋后种下了1万多株漆树,总共足有11000亩。

海雀村愚公式的植树造林精神得到了国家绿化委员会的高度评价。1995年,该村获得“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荣誉称号。2003年,政府把退耕还林的指标向他们倾斜,全村1120亩退耕还林地每年可获得24万多元补偿款。

三分种七分管,为了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绿水青山,村里组织6名青壮年成立护林队。20年来,在护林队的精心管护下,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和盗伐事件。至此,该村林地面积达到12800亩,森林覆盖率由当年不到5%上升到67.3%。据有关部门测算,林场价值达3000多万元,已成为村民们的绿色“银行”,人均近4万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一个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兼顾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生态的修复带来了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大户王兴国养有羊、猪、马、牛,全都放养在山上。他说,一年仅养殖一项就有数千元的收入。据了解,目前全村养殖20头(匹)以上大牲畜的就有10多户,每年最高的收入上万元。“养殖得到了发展,农家肥更加充足,粮食也增产了,由原来的亩产100公斤左右增产到现在的300公斤以上,吃饭早已不成问题。”王兴国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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